大跃进


大跃进 (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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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是在19581960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试图利用中国大陆充裕的群众和向东欧与苏联大量出口农产品等方法以快速达到军事工业化的一场运动。

目录

历史背景

1950年代期间,在苏联给予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中国开始实行土地分配和国营工业化。19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总体情况似乎开始稳定。朝鲜半岛美国)以及越南法国)方面的战争已不再构成威胁;资本家财产已在1952年1953年间被新的中国政府所征收;被指反对共产党统治的人已被监禁中国国民党在大陆地区的残余势力也已经几乎完全被消灭。

无论如何,毛泽东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后的就任已经有所警觉。毛认为苏联的经济不但没有能够追上并取代“西方国家”,而且是正在不断的倒退。当时在东德波兰匈牙利都有发生人民起义,而苏联却在与中国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势力寻求“和平共存”。所有的这些都使得毛认为中国必须准备“走自己的路”。

名称的由来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说,“1956年公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一高潮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地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毛泽东十分欣赏这篇社论。1958年5月25日,他给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信中写道:“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1]

内容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经济发展中的“右倾保守”现象,号召“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同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12月,刘少奇向全中国大陆公布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美国(所谓“超英赶美”)。从此,“大跃进”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农业要“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则“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

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夸大了2倍。随后各行各业都出现“浮夸风”。“大跃进万岁”被人民网评为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2]

农业卫星

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社会上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人民日报》经常报道某某公社农业大放卫星。在早稻亩产36000斤的基础上,中稻亩产达到46000斤。田里的稻谷紧密得排在一起,人都可以坐在上面。同年,还出版发行了祖国主要建设成就地图。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经常报道虚假新闻,大放农业高产卫星高产卫星列表[3] 当年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4]

1957年,曾获亩产千斤粮食帅旗的四川郫县,提出“学麻城,赶孝感”的口号,在大面积丰产上要“元帅升帐”,同时在发射高产“卫星”中也要在四川领先。从收早稻开始,与附近的新繁县竞争,发射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为了开展发射水稻“卫星”的竞赛,他们专门在城关北街十字口竖立一个长十几米,宽数米的“卫星发射台”。每次发射一颗高产“卫星”,就使用一个装饰性的彩色水稻牌悬挂在“卫星台”上,象征“卫星”升起了。水稻牌的大小会随着产量的高低而变化。随后,“卫星台”上的水稻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当年,全县共发射水稻“卫星”41个。

1958年8月1日到9月5日止,《人民日报》报道的各种高产“卫星”共34个。

8月26日,四川郫县犀浦乡第一农业社居然出现亩产稻谷4万多斤“大卫星”。验收上报的总产量为45262.8斤,平均亩产45217斤,超过安徽省繁昌县东方红三社的水稻大“卫星”2187斤,超过实收总产量26000—27000斤,超过当地水稻正常单位面积产量的77-88倍。

他们趁在晚上田间灯光较弱,人多手多,校收人员难于察觉的情况下进行:

  1. 将移栽日期比实际移栽期提早一个月,虚报为7月13日,隐瞒移栽水稻已半吊黄熟重要情节。
  2. 从其他田收打进仓的黄谷秘密运到验收现场,冒充“卫星田”稻谷过秤。
  3. 将一箩谷重复称一次、二次甚至三次,称为“转转秤”。[5]

大炼钢铁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全国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把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在农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炼钢炉,企图在田间炼钢铁。很多人把家里的锅子,铁器等金属都捐献出来炼钢铁,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并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

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传闻增城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农村也推行真正名副其实的大锅饭,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每个家庭都统一在公社食堂吃饭。称为“放开肚皮吃饱饭”。

结尾

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大跃进中严重泛滥。部份中共党员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希望党领导调整政策。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毛泽东不能正确接受彭德怀等人的直言批判,毛泽东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更重大损失。1960年,中国大陆的粮食产量较1957年降低了四分之一。

1961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九中全会中,刘少奇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大跃进运动终告结束。

后果

主条目:三年困难时期

现在不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和人命灾难。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使得中国的乡村出现大量的死亡人数。当时由于中国内地的消息封锁,一般专家不易精确的统计死亡人数,各种渠道公布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000万左右[6],其中光是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1000万[7],一部分学者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一名长期观察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贾斯伯·贝克尔(Jasper Becker)在他的《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一书中说,大部份对大跃进的批评来自于“在香港观察中国的”国外评论家。而当时有在国内生活过的外国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是1950年代1960年代间关于大跃进的争议的主要来源。

杜波斯(en:W. E. B. Du Bois,著有《中国》一文)大跃进时期到访过中国。
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宣称:如果将照射在地面的太阳能全部转换为粮食,亩产万斤在理论上是可能,据称毛泽东是因此相信了亩产万斤的报告。依照这种虚假报道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连农民的口粮也被征收用于填补差额,也是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来源请求]

大跃进结束,刘少奇定论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将责任归于毛泽东的错误领导。毛泽东不得不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持重要日常工作,纠正了毛的部分政策;但也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

中国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2期上发表的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称:“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另类观点

根据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第40章,她指出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的3000万人民,并非死于中共当局无意造成的“错政策”,3000万人民的死亡是被蓄意造成。

她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840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来源请求]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中国的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来源请求]

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来源请求]

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来源请求]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后“不准哭”,“不准带孝”。[来源请求]

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1958年12月9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来源请求]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里,上面种上庄稼。[来源请求]

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1957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来源请求]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来源请求]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来源请求]

毛知道他搞大跃进,中国会死多少人。1959年11月21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来源请求]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来源请求]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来源请求]

参见

参考资料

  • Greene,Felix. A Curtain of Ignorance: China: How America Is Deceived. (London: Jonathan Cape,1965)
  • Mao: The Unknown Story(中文版《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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