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
四人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6年）形成的一个政治集团的名称，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其成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江青为毛泽东之妻，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均由毛泽东从上海提拔到中央并委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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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一语的来历
1974年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江青等四人当成一个宗派提出。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再次提到“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进一步对江青等四人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此后，“四人帮”就成了江青等四人的代称。
“文革”期间的“四人帮”
“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派重要政治势力，被视为毛泽东贯彻其“文革”政治思想的主要推手。
1965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江青、张春桥指使，姚文元编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革前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对“文革”的发动和打倒所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9年中共九大上，三人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成为了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
1970年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在林彪的支持下，陈伯达等人对张春桥发起了含沙射影的猛烈攻击；但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大会转而批判陈伯达。1971年，在“副统帅”林彪出逃并丧命之后，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从上海上调中央，不久就和江青等三人结成联盟。1973年中共十大上，王洪文被选为排名第二（仅在周恩来之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四人帮的势力空前强大。
1974年1月，江青等人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将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邓小平重新崛起，出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三副一长），实际负责日常工作。特别是在1975年的第四届人大上，四人帮的组阁计划以失败告终，四人帮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晚年的毛泽东虽然并未将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但在第四届人大之后也没有再削弱四人帮的势力。相反，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却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再次将邓小平打倒。在逝世前，毛泽东将华国锋确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
四人帮在毛泽东逝世时的具体职务是（按中共党内地位高低顺序）：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全国的舆论；江青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没有具体权力，却以“毛泽东妻子”的特殊身份成为四人帮的核心人物。
粉碎“四人帮”
1976年4月，在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中，有很多群众表示了对四人帮和“文革”的不满。当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在获得中央警卫部队领导汪东兴的支持后，分别拘留了四人帮及其支持者（如毛远新、马天水等人），继而隔离审查，一般以此事件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由于这个过程没有经过法律程序而是靠军队（警卫部队）完成的，被一些人认为是一种政变。
王张江姚四人随后被以华国锋为主席的中共中央永远开除党籍。当时给这四个人的定性是“形左实右”。
审判“四人帮”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逐渐成为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在他的倡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对四人帮和林彪等两个集团在法律上进行审判和定罪。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特别法庭，对江青等人进行公开审判，认定他们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并判处了相应的刑罚。刑罚：
- 江青和张春桥被判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
- 姚文元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 其他：陈伯达、毛远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被判有期徒刑十六至十八年。
在法庭上江青是唯一为自己辩护的四人帮成员，她的辩护理由是她不过是在执行毛泽东的命令，而且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卫毛泽东。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江青（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中国政府对“四人帮”的评价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各种宣传渠道，揭露四人帮在文革期间互相勾结，逆行倒施，并对老同志进行无情迫害，对人民、对国民经济犯下了滔滔罪行。其中用漫画形式来形容四人帮，如“政治流氓”王洪文、“狗头军师”张春桥、“白骨精”江青、“吹鼓手”“文痞”姚文元等。郭沫若所写的一首《水调歌头》上半阕称“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也有人认为，在对文革全面否定的时候，中共淡化了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及其对文化大革命的推波助澜的重要地位，将过多的责任推卸给林彪集团和“四人帮”。
“四人帮”的结局
参考书籍
- 《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历史的审判》编辑组编，群众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2000年10月再版，ISBN 7-5014-2221-4
- 《历史的审判》续集，《历史的审判》编辑组编，群众出版社1986年9月初版，统一书号CN 3067.265
- 《中国大审判：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图文纪实》吕相友摄影、撰文，镡德山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ISBN 7-205-05976-3
“四人帮”还是“五人帮”
但是社会上的另一种不同的说法为“五人帮”，即四人加上毛泽东，但是这种说法在当时迅速的被中共官方压制下去。1980年8月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1]
注释
- ^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外部链接
- 文革历史网站八九点钟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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